爹，今天是您的五十大寿，咱们去照个相吧。1919年11月13日，长沙城北的木板房里弥漫着腊肉的香气，毛泽东端着热茶走到父亲跟前。毛贻昌用手摩挲着那只粗糙的瓷茶碗，看着桌上精心准备的家乡菜，鼻腔里不禁涌上了酸涩的感觉——自从文七妹去世后，家里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温馨氛围了。照相馆的布景是典型的江南庭院，青砖灰瓦。摄影师按下快门的一刹那，毛贻昌挺直的背脊微微颤动。这个曾在韶山冲辛勤耕耘了二十多亩良田的男人，此时竟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他特意换上的青布长衫被洗得发硬，袖口磨出的毛边依然遮不住这些年在家务与田地间辛劳的痕迹。谁能想到，这张渐渐泛黄的照片，竟然定格了父子之间深厚的情感。
展开剩余38%三个月后，照相馆的照片还未完全消退，邮差送来了加急电报。毛泽东正在为湖南改造促成会忙碌，他盯着电报上的父病故速归五个字，毛笔从指尖滑落，墨水洇开在宣纸上。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：赶回家时灵堂已经设好了，连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都没得到。韶山冲的老人们依然记得，当那个戴眼镜的教书先生跪在父亲的坟前，将照相馆的照片埋入黄土，又掏出一本《新青年》焚作纸钱时，大家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哀痛。毛贻昌并不知晓，他教儿子打算盘的方式，后来成了衡量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准；他让儿子背诵的《曾文正公家书》，在延安窑洞里被批注得密密麻麻；而他那句心软饿肚皮的训诫，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，化作了矫枉必须过正的口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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